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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来函,是在第三段录音修复后的第二天上午到的。
函件通过正式渠道转来,抬头、编号、印章、措辞都很规整。规整到每一个字都像被反复打磨过。
杨德昌看完第一遍,没有说话。
省纪委书记看完第二遍,脸色沉了下来。
秘书把函件复印件分发下去。
纸张在会议桌上传了一圈,没人立刻开口。
这不是普通工作联系函。
它每一句都很客气,也每一句都卡在要害上。
函件的核心意思很清楚。
为便于统一核查涉京事项,请陇原方面协助齐修远调研组按原计划返京述职;相关涉京材料,包括调研组设备封存资料、Q2线索密卷副本、顾清岚证言涉及京城部分,移交上级有关部门集中审查。
表面上,是统一核查。
实际上,是抢人抢卷。
更麻烦的是,它不说抢。
它说便于统一。
它说集中审查。
它说避免多头调查。
每个词都站在程序上,像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伸进陇原案卷里。
会议室里很安静。
周远帆坐在侧面,手里拿着函件复印件,没有急着开口。
杨德昌把文件放到桌上。
“都说说。”
省纪委书记先开口。
“齐修远目前已经不是普通协查对象。录音、断尾方案、远程清理、沈放线索,都指向其涉嫌干扰调查、毁灭证据。现在放人,后续再想控制,很难。”
苏晓月说:“材料更不能整体移交。原件一旦离开陇原,公开线和密卷线会被重新拆分。到时候红柳沟还是红柳沟,Q2还是影子,齐修远就又变成程序问题。”
有人提醒:“对方函件来自京城正式渠道,措辞也留了空间。如果我们完全拒绝,可能被认为不配合统一工作。”
另一名部门负责人也开口。
“齐修远毕竟是京城调研组成员。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部分还属于技术线索和证言印证阶段。如果对方抓住这一点,说我们以地方程序限制上级工作人员,会不会被动?”
这话不好听。
但不是没有道理。
会议室里的压力,就在这里。
放人,案子会散。
不放人,程序压力会全部压到陇原身上。
杨德昌没有表态,只看向周远帆。
“你怎么看?”
周远帆把函件放下。
“他们要的不是配合,是主动权。”
会议室里几个人都看向他。
“现在陇原手里有三样东西。第一,齐修远本人。第二,郑维邦和顾清岚的证言。第三,录音、日志、断尾方案和红柳沟公开线材料。人一走,证言会被说成地方压力下形成;卷一走,材料会被拆进不同程序;到那时候,我们还剩下的只是复印件和口头说明。”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
“更重要的是,齐修远不是单独的人。他是连接红柳沟、华鼎外围、Q2保护和京城二号线的节点。节点一旦离开陇原,这条线就会被重新解释。”
省纪委书记点头。
“解释权一丢,证据还在,方向就变了。”
杨德昌问:“你的建议?”
“人暂不离陇。材料按程序提供副本,原件留存。涉及Q2和7·19的敏感内容,按秦主任那边的密封程序走,不进入陇原公开卷,也不随函移交。”
苏晓月补充:“回函措辞要稳。不能说拒绝,要说依法协助、分类办理、原件留存、同步报备。”
“副本也不能乱给。”周远帆说,“给目录,给经核验副本,给公开线材料。涉及7·19旧档的内容,只说明已按专项渠道密封报送,不在陇原公开卷范围内。”
有人问:“这会不会被认为故意保留?”
苏晓月回答:“不是保留,是分级。对方用程序来要,我们也只能用程序来守。”
杨德昌点了点头。
“拟回函。”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很沉。
“他们要人,我给程序;他们要卷,我给副本。陇原的原件,不出陇原。”
这句话落下,会议室里的气氛才稍稍定住。
周远帆明白,杨德昌这是把压力接了过去。
京城来函不是普通协调。
它背后站着的,是更高层级的程序压力。陇原如果没有省委书记明确表态,下面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压开口子。
回函很快起草。
措辞极其谨慎。
起草过程中,几个人几乎逐字推敲。
“暂缓”不能写成“限制”。
“移交”不能写成“拒绝”。
“涉京线索”不能写成“旧案线索”。
每一个词都像压在细线上,轻一点没分量,重一点就会被对方抓住。
关于齐修远调研组,陇原方面表示,因相关人员涉及正在进行的重要调查事项,暂缓离陇,待必要情况说明完成后再按程序沟通行程。
关于材料移交,陇原方面表示,愿意依法提供经核验的副本和目录清单,原始载体因涉及本地调查主线和证据连续性,暂由陇原专班封存保管。
关于涉京线索,陇原方面表示,已按规定同步报送秦正国所在专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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