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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地，注定要比我少一些烦恼。真正触及内心的东西，总是私密的，受众稀少，毕竟艺术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深刻交流，是我们在现世中格格不入，才到彼此身上隔着纸面寻找共鸣。我们怀抱一份炽热的痛苦降临于世，假装自己与人群相契合，被淹没在争名夺利、家长里短中，聆听着无休止的悲惨事端，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彻底无解的痛苦——一种不因任何健康状况、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家庭、爱情和工作而改变，而是只要我们存在于世，就如影随形缠绕在身后的痛苦。
我无法摆脱这份痛苦，但幸运的是，它能成为供养艺术的材料。以自己的鲜血浇灌作品成长，这是我的偏执，也是我的宿命。听听我的故事吧，尽管哄人来到这里，但我并不在乎读者的数量，只想哪怕万里挑一地，遇见能理解我的人。如果愿意继续下去，说明你的灵魂一定与我有相契合之处；因此我可以说了，以下的每一个角色，都构成我艺术图景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也都是我内心的投影。
我是个异类。这是自基因形成起就注定，一出生就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次我暴露在他人目光下，都将无可避免地，率先得到确认的事实。即使缄口不言，他们的眼神也在叫嚣，然后或迟或早，会带着那种故作坦然乃至讨好，早知会冒犯我却还是忍不住要说的姿势，说你这是……读者，你也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开始等着他们说出“白化病”再点头，后来懒得等那些装作思考的时间，自己直接说出口。然后有人会惊讶，有人会盘问，有人会同情，甚至有人会夸赞，但所有人的眼神就都随之大胆起来，好像我认可了这种遗传病患者的身份，就是给他们发了一张参观珍奇的门票。
视线和议论如影随形，占据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生活的全部，尽管当时，政治以其狂暴的高扬姿态，同样强迫着每一个人投以注目。1960到70年代的北意大利，笼罩我整个人生早期的色彩，鲜血与刀枪一并无处不在，冰冷的、带着金属气味、锐利闪光的铅色年代。我和斯特拉每天被父母护送着上学放学，老师屡屡强调出门时的安全注意事项，而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能在报纸上看到新的恐怖袭击和命案。
那些报纸最初是每天被父母放在桌上的，上学前吃早饭时，我会在桌前看到。同样是由于白化病，报纸在我看来是模糊的一团黑灰白，我只是吃着盘子里的面包和香肠，听父母讨论某位警员被绑架，或者某位恐怖分子被捕，某处发生了爆炸，然后叮嘱我们务必要小心——“又死人了。是被手枪打死的。”父亲会这么说，然后复述起恐怖分子的犯案细节，我细听，甚至追问，直到口中的食物突然难以下咽。而斯特拉早就不安分了，那时她说什么话都像是在尖叫，这真可怕，妈妈，我们会遇到空——恐怖袭击吗？父母就安慰她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不是政客也不是警察，只要不乱跑及时回家就没事，我坐着不说话，看对面报纸上的照片，黑白色在眼前流淌交融起来。每次我都以为那是血，凑近细看，却往往发现只是房子、车子或人像的阴影。
我不相信父母的话，我总觉得他们会来。子弹会伴随轰鸣飞进房子，击碎窗户、书柜、吊灯和我们围坐着的餐桌，撕裂我们的皮肉，让我们的家也变成报纸上的“现场”，那些黑白相间的流动斑块。直到某一天，我早上走进客厅，觉得今天报纸上黑色的形状格外好看。刚要凑近细看，父亲一把将报纸夺奏，早饭期间也没拿出来读，反而是对母亲说：“以后别把报纸放在外面了。被孩子看到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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