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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澈的日子过得惬意且安心，周纪言却很急。
他坐在梅机关办公室里，每天给情报简报签字，心里的焦虑一层一层往上堆，每天都要叹气。
系统空间里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也越攒越多，他根本没渠道送出去。
周纪言觉得自己像个守着满屋子粮食却不能开仓放粮的土财主。
如此焦虑几天，陈记裁缝铺来电说衣服做好了。
周纪言去取了衣服，回家的路上看见报童在街上跑来跑去，心里突然有个主意。
藤原纪言能写一手漂亮的日文公文，但周纪言是读过十六年书、写过毕业论文、上过班写过无数PPT的现代人。
他的文字功底放在1940年算不上什么文豪，但写几篇工整的随笔短文绰绰有余。
更重要的是，他是过来人，许多当下还在争辩的问题在他眼里早已尘埃落定。
他决定去找个报社投稿。
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日本华族军官给中文报纸投稿吗？
但是他一口流利的华夏语，以及十二年语文课堆出来的文学素养，不用一用实在浪费。
周纪言完全可以换上便装，夹着笔记本，以一个普通华夏人的身份走进任何一家报馆，主编不会对他的身份起疑。
而写文章这件事本身也不涉及任何情报工作，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正经特务谁会去报纸上发华夏语随笔？
说干就干，选哪家报社费了一番心思，他翻了十几份报纸，最后选中了《申报》的副刊。
《申报》是魔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副刊上登杂文、随笔、读书札记，读者面广，文化圈的人基本都看。
更重要的是《申报》在公共租界出版，不受日军直接审查。
选题他还需要想一想，不能直接写反战文章，写了也登不出来，又不是第二个燎原报社。
至于笔名，周纪言在纸上写下了“简言”二字，一个简简单单的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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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周纪言就在书房开始着手写作。
写什么呢？
他咬着笔帽想了很久，最后落笔写了第一行字：
“家乡的稻田，应该已经黄了。”
这是一篇极短的散文。
写一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去远方，在陌生的城市里做着陌生的事，每天见到的都是陌生的人。
他不说自己在哪里，也不说自己在做什么，只说他想起家乡的稻田、母亲的背影、屋檐下挂着的一串干辣椒。
他写得很淡，没有一句提到战争，但那种“我回不去”的怅惘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
一开始写，他就收不住了，一千五百字一气呵成。
很难说有没有寄托一些他穿越过来的哀思。
一个周六下午，藤原澈又出门去了，周纪言换上了那套在陈记裁缝铺定做的便装。
灰褐色的粗花呢猎装夹克，牛津纺衬衫，配一条直筒漂亮的西裤。
他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满意得不行。
周纪言坐黄包车到了公共租界汉口路，《申报》报馆就在这条街上。
报馆的门面不小，门口挂着块铜牌，上面刻着“申報館”三个字。
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有夹着稿子的作者，有送样报的排字工，还有几个在门口聊天的编辑。
他推门进去，传达室的老头问他找谁。他说找副刊编辑投稿，老头给他指了指了指二楼上去左手第一间。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作响。这个声音让他想起潜入顾永昌住处那个下午，同样的木楼梯，但这一次他不是在悄悄谍战，而是以华夏人的身份正大光明地走进一家报馆。
想想还挺神奇的。
副刊编辑姓何，四十来岁，瘦长脸，戴一副玳瑁框眼镜，桌上堆满了稿纸和校样，烟灰缸里的烟头冒着小缕青烟。
周纪言进门的时候都被呛了一下，何编辑正拿着一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拉，抽空抬头看了来人一眼。
“你好，我投稿。”周纪言把几页稿纸放在桌上。
何编辑拿起那几页稿纸，起初表情很随意，毕竟是每天都要看几十份来稿的人。
读到第三行，他的目光停住了，又从头重新看。
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从左扫到右、从右扫到左，翻页的动作越来越慢。
最后他把稿纸放在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又看了一眼稿纸末尾的署名。
“简言。”他念了一遍，抬起头看周纪言，“这是你的本名还是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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