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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组长习惯天还没亮就到办公室。
76号的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门轴发出沉闷的锈响。
门房里值班的警卫裹着大衣打盹，下巴埋在竖起来的领口里，连他走过去都没醒。
走廊里的灯管终于修好了，光线不再明暗不定。
空气里有一股隔夜的烟味和拖地水沤出来的潮气，混在一起，附着在喉咙里久久散不掉。
他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插进锁孔里转了两圈，锁齿“咔哒”一声弹开。
文化监视组的办公室不大，两张木桌拼在一起，靠墙的铁皮柜里摞满了剪报合订本和旧卷宗，柜门关不严，最上面一层总是斜斜地翘着。
窗户对着后院，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
窗台上搁了一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都是前一天晚上老吴值夜时抽的。
廖组长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清晨的凉气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后院那棵歪脖子槐树的叶子味，涩涩的，混着一丝远处苏州河飘来的水腥气。
他在椅子上坐下，拧开钢笔，开始写本周的工作周报。
这是情报处处长唐克暗定的规矩，每个组长周五下班前必须交本周的监视小结，汇总所有在查案件的最新进展。
廖组长的周报通常很短，有时只有半页纸。
过去两个月他每周上交的都是同一句话：简言案继续监视，暂无突破性进展。
然后处长会在周报上批一个“阅”字退回来，从不追问。
廖组长有时觉得处长对简言案的态度，和藤原纪言差不多，都是拖着，你不说他不问。
今天他没有急着写周报，他先把上周老吴交上来的材料重新看了一遍。
七月的监视报告一共三份。闸南学校操场一场，工人夜校一场，法租界小学礼堂一场，简言都没有露面。
老吴在第三份报告的末尾加了一句备注：沈静松在谢幕时感谢了简言，观众席未发现可疑成年男性。
三份报告加起来，信息量不如首演那一晚多。
八点刚过，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老吴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刚从小灶打回来的豆浆，热气把他的眼镜片熏得一片白雾。
他把豆浆放在桌上，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今天的豆浆放了糖。”老吴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你要的东西我拿回来了，《申报》副刊的投稿登记表，过去两个月的都在这里。”
廖组长接过信封，把里面的登记表抽出来。
表格很薄，只有三四页，每页列了十几行，每行包括投稿日期、作者署名、文章标题、编辑签收、是否刊发。他的目光从表格顶端一行一行往下扫。
简言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三月到六月，他只在《申报》副刊上至登了三篇文章：《家乡的稻田》、《公园里的孩子》、《幽梦忽还乡》，还有一篇《盼归燕》发在震旦大学的校刊上。
登记表上的字迹很潦草，编辑签收那一栏只填了日期，没有填名字。
这是副刊的老规矩，投稿太多，编辑来不及每份都签全名，只写日期了事。
他打开铁皮柜，把之前老吴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简言专栏一件一件取出来，按照发表日期排开。
四篇文章，题材不同，手法各异，但全都在说一件事：战争毁掉了一切。
他在文化监视组干了不到一年，之前是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的是缉私和便衣跟踪。
巡捕房时期他跟过一个案子，有个红方的人在法租界的报纸上连载小说，把抗.日宣传藏在才子佳人的故事里，连载了三个月才被发现。
那个人的文字和简言不太一样，更直白，更急切，不像简言这么沉得住气。
简言的文章手法更老练，也更危险。
老吴站在旁边，看着廖组长把四篇文章反复翻了好几遍，忍不住问了一句：“廖组长，就这几篇文章，能看出什么？”
“能看出他不是新手。”廖组长把剪报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指在鼻梁上捏了两下，“简言这个笔名肯定是新起的，他之前一定写过不少东西，在别的地方，用别的名字。”
周纪言：八百字作文，小子！
廖组长让老吴把首演那晚的记录再讲一遍。
老吴：“礼堂不大，坐满了大概两百多人。我和小郑站在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正对舞台左侧的走道。
谢幕的时候那个社长出来先说了一段感言，然后说介绍一位很重要的朋友简言先生。”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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