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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往下翻，第二页是一份宅基地四至说明，手写的，字迹工整，笔力均匀，跟刘德厚送来的那张底单复印件上的字迹一致。第三页是一张勘界费收据，盖着镇财政所的公章，日期也吻合。我继续翻，手指触到一张对折的纸。纸页比其他的薄一些，像是后来才夹进去的。展开，里面是一张手写的情况说明，字迹潦草，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第二排的收文登记本里夹着一份文件，不是登记页，是手写的便条，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像是临时留下的。我凑近了看，上面只写了几个字：“双河村刘德厚，宅基地申请，材料已退。”没有日期，没有署名。我翻到最后一页，页脚盖着一个模糊的章，印油已经褪了大半，只隐约能看出“平川县”三个字。我停下来，把那页纸又看了一遍，然后放回原处。
窗外的光线从屋顶的缝隙漏下来，落在那些旧纸页上，把磨损的折痕照得格外清晰。我继续往下翻。
翻到第三捆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页收文登记本上，日期旁边用铅笔写了一个“退”字。那个字的笔迹，跟之前那张便条上的字迹不太一样。我侧过来对着光线看了看——像是同一个人写的，但力道明显更轻，像是写的时候没有用力，又像是手边没有合适的笔，随便找了一截铅笔头留下的。纸页微微发黄，字迹被覆盖在几层灰尘下面，像是被故意压在了最底部，不翻开最下面那几页就看不到它留下的痕迹。那个“退”字旁边没有任何说明，没有注明退给谁、退回原因、是否签收。我取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那页登记本放回原位。
又翻了一阵子，手指忽然碰到一样东西——不是纸张，是一张比普通纸稍厚的卡片，边缘已经被磨圆了。我抽出来一看，是一张手写的收条，叠得整齐，展开之后，纸页的折痕处已经发白了。
“今收到平川镇双河村刘德厚宅基地申请材料一份。经手人：王德志。日期：……”后面跟着一个日期，比申请日期晚了将近一年。也就是说，材料被退回来之后，有人签收了，但不是刘德厚本人。签收的人叫王德志——双河村当年的村支书，已经过世了。
我蹲在原地没有动，把那页收条上的字又看了一遍。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卷须已经触到了新的支点，正在调整角度把自己绕上去。我把那份收条放回原位，没有带走。老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你找到什么了？”我告诉他，材料退回之后有人签收了，但签收的人已经去世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那这个案子，你接对了。它没有被办错，是被压住了。”他说的语气平，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你刚来的时候，我让你自己翻，是怕你不信。现在你翻到了，我就不多说了。”
我蹲在档案柜前面，把那张情况说明看了一遍。内容不长，大意是说这份宅基地申请“因材料不全退回”，但没有注明退回了哪里，也没有经办人签字。我在原地蹲了一会儿，门外传来老马的声音：“找到什么了？”我说找到了申请表、四至说明和勘界费收据，还有一份没有签名的情况说明。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那说明东西确实到过这里，只是没有办完。你带走。复印一份也行。”
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把那些材料重新整理了一遍。申请表、四至说明、勘界费收据、那张没有署名的情况说明，还有刘德厚送来的那张底单复印件——拼在一起，已经能看出这件事的基本轮廓了：材料交上去了，勘界费也交了，但审批流程在某个节点停住了。材料退了回去，却没有记录退给了谁。
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已经越过了窗框与墙面的夹角，正在沿着新的方向继续延伸，卷须前端已经伸向那沓旧材料的边缘。风穿过窗户时，把一张纸的边角掀了起来，我伸手压住，等风停了才松开。那张情况说明上没有署名，但我认得那个笔迹。像是急着写完，又急着放下，然后被夹进这沓材料里，再也没有被人翻开过。原件躺在档案室的纸箱里，复印件放在我桌面上。下一个缺口还等着被填上，而那张没有署名的说明，也等着有人替它签上最后一个名字。
天黑之后，我沿着那段新路走了一趟。路灯已经亮了，路面上的车辙印比之前又深了一些。没有人知道当年的收条为什么会夹在那堆旧登记本里。但那张收条确实在那里，像一枚被埋在土里很久的钉子，露出了一小截生锈的钉头，正在等着有人把它拔出来。那张收条还在档案室的那排柜子里，等着被写入新的记录，重新挂上那扇已经合了很久的门。明天我还会再来一趟，把剩下的那些登记本也翻一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夹在旧纸张里的痕迹。风穿过路面，把路肩上最后几片枯叶卷起来，翻过路面，落进另一侧的排水沟里。我站起来，沿着路面往回走。那张收条上写着的那个日期，比刘德厚第一次去县里问的时候晚了将近一年。也就是说，材料退回之后，有人签收了，但刘德厚本人从来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自己还在等通知，但通知早就被人签收了，只是没有送到他手里。我合上门的时候，锁扣入槽，卡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像那枚露出的钉头一样，等着被放进下一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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