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加上标点符号尚未超过三十字的批评，是对独孤怀恩极具政治深意的斥责。
皇帝李渊诏令所提“卿总六官之职”的“六官”源自《周礼》六卿制度，此处特指工部尚书职能。唐代工部掌山泽、屯田、工匠、城池营造等，独孤怀恩以尚书身份“总六官”，暗含“代天子统御百官”之意，给予其权利非常大。
“掌百工之务”中的“百工”不仅指工匠，更涵盖军械制造、城防修筑等战略事务。武德年间，河东战事所需云梯、弩机、浮桥均属工部管辖，关系战争成败，暗指独孤怀恩未能尽心尽职。
最后以“何乃逗留”的反问句结尾，实为问罪独孤怀恩，质问其为何拖延、滞留，没有及时完成任务，这里指的是攻打蒲反城进展缓慢，伤亡惨重的情况。当时，《唐律疏议·擅兴律》载：“诸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者，斩。”李渊用“逗留”而非“败军”，实为保留余地，但已隐含“贻误军机”的潜在罪名。
武德三年（620年）初，独孤怀恩围攻蒲反城逾百日未克，唐军折损万余。时值李世民与宋金刚主力对峙柏壁，河东粮道命悬一线。
唐高祖李渊刻意强调“六官”“百工”，既点明独孤氏显赫职权（其叔独孤整曾任隋工部尚书），又暗讽他“承荫祖职而无实绩”。
独孤家族作为关陇集团核心，本应成为政权支柱。诏书中“当思忠勤”四字，实为对关陇旧族的集体敲打。
不过，若结合当时唐军“四面楚歌”的军事困境，究其政治深意，也不难看出这也是唐朝朝廷的一种责任转嫁。便是将河东战局胶着归咎于独孤怀恩个人，从而掩盖唐廷双线作战（同时对王世充、刘武周用兵）的决策失误。另外体现出的是权力制衡。借斥责工部尚书，震慑关陇集团中持观望态度的窦氏、宇文氏等家族。《旧唐书》载此诏颁布后，“山东士族奏疏日增”，可见政治效果突显。现在看来，更像是道德绑架，诏令中“忠勤”二字暗扣独孤家族与李唐的姻亲关系（李渊生母为独孤氏），从伦理层面施压，为后续处置谋反预留了道德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