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结束后，使者将象征行台尚书令权力的印绶符节正式移交，此举意味着李世民可合法调动益州钱粮、任免属官，为其后续军事行动提供制度保障。
这场加封本质是李渊在军事与政治间的精妙权衡。从军事层面看，益州道行台的设置使李世民能统筹巴蜀资源，解决远征河东的粮草难题。自武德二年十一月屯兵柏壁以来，唐军采取“截粮道、疲敌军”策略，至武德三年四月宋金刚粮尽溃退，此时加封恰可让李世民利用益州物资支持乘胜追击。
从政治布局分析，李渊既需依靠李世民扫平群雄，又须防范其功高震主。将益州这一战略要地交给次子管辖，既能满足战场需求，又可借“行台尚书令”的正式官职将其纳入官僚体系约束，避免形成纯军事化的私人势力。这种“授之以权、束之以制”的手段，展现了李渊作为开国君主的政治智慧。
此次诏令传达的时效性也值得注意。四月二十一日诏书颁布时，李世民正对宋金刚残部展开歼灭性追击，三日后（四月二十四日）便在介休决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长安与前线间高效的信息传递，使得行政任命与军事进程形成紧密配合。
当李世民在雀鼠谷“一日八战”、与将士分食一羊的艰苦时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的新职已为其铺就整合后方资源的通道。这种中央与战场的联动，既得益于唐代初期驿传系统“昼夜行三百里”的效率，更反映出李唐政权在乱世中快速建立的行政执行力。
纵观此次加封事件，从长安朝堂的决策辩论到吕州军营的香案接旨，唐代初期的权力运作机制清晰可见。皇权通过制度化的文书流程掌控全局，前线统帅借法定授权巩固战果，而高效的行政系统成为连接二者的血脉。
这一历史片段不仅记录了李世民军事生涯的关键节点，更折射出李唐王朝能在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的制度优势，即在烽火连天的表象下，严密的官僚体系与灵活的战时机制共同构成了其统一天下的深层动力。
秦王李世民在接受朝廷的封任和褒奖后，趁着军中士气正旺，继续追击寻相至吕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