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郑州的命运因铁路而转折。清末，平汉与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使其跃升为全国交通枢纽，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的芝加哥”。1913年，民国政府推行“废州存县”，郑州短暂降为“郑县”，但这一名称仅存续35年（1948年复设郑州市），却因火车站被误称“郑县站”，市民因此自嘲“大郑县”等广为流传，反掩其千年“州”史。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设市，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西迁至此，郑州正式肩负起引领中原发展的使命。
今日的郑州，早非昔日“郑县”。商城遗址之上，城墙剖面清晰叠压着商代夯土与战国、唐宋、明清历代修葺痕迹，成为3600年“人脉不断、烟火不熄”的活态见证。作为八大古都中唯一入选最晚（2004年）却资历最深的城市，郑州以五次为都、八代为州的历史纵深，坐拥二里岗文化、商代青铜重器、大河村“星空彩陶”等文明瑰宝，跻身国家中心城市之列。当市民漫步商都遗址公园，仰望杜岭方鼎的复刻光影，或在大河村新馆拼合AR彩陶碎片时，古郑州的脉搏仍在今日街巷间强劲跳动，诉说着从“宅兹中国”到“何以中国”的文明长卷。
在隋唐军政体系下，“王世充政权的郑州司兵沈悦遣密使潜行至唐将李世积驻守的管城”这一记载，表面看似存在地理矛盾，实则深刻反映了当时行政建制与军事态势的特殊性。问题的核心在于，郑州作为州级行政区，其治所始终设在管城县城内，二者本为一体；但沈悦作为王世充政权下的郑州地区的军事长官，其实际活动范围与李世积控制的军事据点之间，因战争割据形成了空间隔阂。
自武德四年初唐军攻占管城后，管城城池便成为李世积围攻洛阳的前线大本营。此时的管城虽仍是郑州州治所在，但已被唐军实际掌控，城墙内外皆成唐军防区。而沈悦作为王世充郑国政权的司军，虽名义上掌管郑州全境军务，其势力却被压缩至郑州西部尚未沦陷的据点，他可能驻守虎牢关扼守漕运，或屯兵荥泽县控驭汴水，这些地带虽属郑州辖区，却与州治管城分处敌我对峙的两端。
正因如此，当沈悦决定归降时，使者必须穿越王世充残部布防的中间地带，使者趁夜色横渡汜水河谷，绕行嵩山余脉的偏僻小径，最终才能潜入唐军重兵驻守的管城。这段“潜行”之路，实则是从郑州境内王世充控制区，冒险突破至唐军占领的州治核心区。李世积的帅帐设在州衙原址（今管城区衙署街），而沈悦的密使所要抵达的，正是这座被唐军接管的、城墙周长九里的古老城池，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管城，也是行政意义上的郑州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