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 3 月 28 日，京城丰台的某军事学院内，气氛略显凝重。众多前来学院报到的学员被紧急召集起来，通报一则令人错愕的消息：这届军事学院的大部学员，都将面临分流，前往其他学校就读。
周秉义紧攥着那份已然皱巴巴的调令，伫立在铁丝网前。身后那座颇具苏式风格的筒子楼上，“要准备打仗”的标语在渐浓的暮色中显得斑驳而模糊，仿佛也在诉说着这个特殊时代的动荡与不安。
原本，周秉义满心期待着能在这所军事学院开启他的求学之旅，可学院领导的一番话，却如同一记重锤，将他的憧憬彻底击碎。
大部分学员都要分流，京城军事学院因政治问题已停了好几个课，只保留了少数几个高级班，他手中文件上的“京城”二字，已被毫不留情地用红笔划去，取而代之的是“石家庄”。
“这是战备需要。”负责填写调令的老干事一边说着，一边往他的档案袋里塞进新的表格。那表格的抬头，印着《步兵指挥班学员登记表》。那老干事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十分刺目。
“苏修在珍宝岛肆意闹事，军委下达指示，要求全面加强各野战部队指挥员的文化与军事素养。”
周秉义目光落在表格上，敏锐地察觉到培养方向已然从原本的“参谋业务”，转变为“机械化步兵干部培养”。而调令末尾那枚鲜红的印章，也不再是他熟悉且向往的军事学院，而是石家庄步兵学校，本不应是这样的。
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沙粒，如刀片般打在他的脸上。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几天前在知青点与郝冬梅分手的场景。
那时，他手中还紧握着北京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满心憧憬着三年后能够成为一名正团职参谋，在军政领域大展宏图。师部领导还一再保证，这份入学指标是多么可贵，可现在出了幺蛾子，不知那个地方出了差错。
可此刻，他独自站在丰台基地空旷的土地上，眼睁睁地望着远处一列列军车，正忙着装载那些拆卸下来的教学仪器。
刹那间，他恍然醒悟，所谓的“深造”，在这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面前，不过如同一片微不足道的落叶，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前行。
“听说石家庄那地方……”有同样被分到石家庄的学员，欲言又止，手指了指远处几辆蒙着帆布的卡车，“去年刚把北京机械学院迁过去，校舍都是临时改建的兵营。可惜我的入学通知上明确服从调剂，不然我肯定留在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