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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武场的箭靶按《军器监训》设置，靶心距地面五尺五寸，蒙古怯薛用七石弓，汉人禁军持五石弩，射程皆标在铸铁尺上。“军律不分族属，” 萧虎的铁尺量着箭痕，“失期者杖二十，” 尺上的刻度对应《大元通制》“擅离职役” 条，“临阵退缩者斩，” 他的声音混着弓弦响，“此乃‘一法同仁’。”
忽必烈的玉柄弓放在靶旁，弓力经检测为六石五斗，恰合 “天子校阅用弓” 标准。“你父当年在野狐岭，” 他对海都道，箭矢穿透靶心的双虎纹，“用的弓与此同力，” 箭杆的缠藤里嵌着漠北矿粒，“但他常说，” 目光扫过操练的军士，“弓力在臂，军纪在心。”
刑部的刑具陈列在经筵侧殿，蒙古用的铁枷重三十五斤，枷面刻狼首纹；汉人用的木杖长三尺五寸，杖身标 “臀杖”“脊杖” 刻度。“蒙古犯盗马，” 萧虎举起铁枷，枷的锁扣与符牌库同制，“枷号一月；” 他轻敲木杖，杖底的双虎纹与律例草本呼应，“汉人盗牛，” 杖痕需深二分，“杖七十，” 他的声音，“刑异而罪同，” 目光落在《狱官令》上。
海都注意到刑具旁的《平反录》，记载至元二十年冤案十三起，蒙古与汉人各占其半。“孙儿见录中写，” 他的手指划过 “疑罪从无” 条，“无论族属，” 他的声音，“皆依此制，” 他的目光，“此乃律之根本。” 忽必烈点头，将《平反录》推给萧虎：“明日呈草本时，” 他的批注，“需加‘疑罪减等’款。”
翻译局的青灯彻夜不熄，耶律铸正校订《大元律例》蒙译本。“‘笞刑’译为‘???’（察），” 他的狼毫蘸着矿粉墨，“需注‘轻于杖，重于训’，” 译稿旁列着蒙古 “训诫刑” 与汉地 “笞刑” 的对比表，“让宗王知汉法与旧制的对应。”
年轻译官的习字册上，“谋逆” 与 “??????”（蒙语 “叛乱”）并列，墨痕里的矿粉与经筵案的铸铁同宗。“大人，” 译官指着 “十恶” 篇，“‘恶逆’译为‘???? ?????’（欺君），” 他的声音忐忑，“是否合《大扎撒》‘弑汗者死’之意？” 耶律铸抚须微笑，译律的精妙，正在这字缝间的法意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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