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世三公：名门公子的崛起之路
东汉熹平年间，汝南袁氏府邸中，年轻的袁绍凭借“折节下士”（降低身份，礼贤下士）之名，广纳豪杰。《英雄记》记载，他“爱士养名，宾客所归，辎軿（zī pēng，指豪华车辆）柴毂（gǔ，指普通车辆），填接街陌”，连在党锢之祸中被禁止为官的清流名士，都以结交袁绍为荣。这种“豪侠”做派，既源于袁家“四代人中有三人位列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底蕴，也暗合乱世中“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法则。
中平六年（189年），袁绍力主诛杀宦官，虽因何进之死未能如愿，却借此积累了政治资本。董卓入京后，他拔剑而起：“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天下英雄，难道只有你董卓？）这一怒怼，让他成为关东诸侯的精神领袖。初平元年（190年），十八路诸侯会盟酸枣，袁绍被推举为盟主，《后汉书》形容他“跨州连郡，威振河朔”（掌控多个州郡，威名震动北方）。
二、盟主之困：外强中干的权力游戏
看似风光的盟主之位，实则暗藏危机。酸枣会盟时，诸侯“置酒高会，莫肯先进”（摆设酒宴大办聚会，没人愿意率先出兵），唯有曹操、孙坚孤军奋战。袁绍表面号令群雄，实则无力约束：冀州牧韩馥担心他坐大，竟克扣军粮；豫州刺史孔伷“清谈高论，不习军事”（空谈阔论，不懂军事），导致前线溃败。《九州春秋》讽刺：“绍为盟主，而政令不行，徒拥虚名耳。”（袁绍身为盟主，却无法推行政令，只是空有虚名罢了。）
更致命的是袁绍的决策短视。他放弃迎接汉献帝，错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谋士沮授苦劝：“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到长安迎接天子，在洛阳恢复汉室宗庙，以此号令天下，讨伐不服从的势力，凭借这样的优势去争夺天下，谁能抵挡？）袁绍却听信郭图“汉室陵迟，不可复兴”（汉朝已经衰落，无法再复兴）的建议，坐失先机。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为日后官渡之败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