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知道要维权，也难以应对复杂的程序。河南许昌的老汉在菜市场卖菜时被商户推倒摔伤，想索赔医药费却不会写起诉状，在法院门口蹲了三天，求着路过的大学生帮忙写了草稿，又因为没附病历复印件被退回。
他拿着皱巴巴的材料蹲在台阶上哭：“我连字都认不全，咋跟人家打官司啊？”
山东聊城的大妈更委屈，儿子车祸去世后，保险公司拒赔，她揣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却被告知要“先去做遗产公证”，跑了五趟公证处，才弄明白需要哪些亲属签字。
山西吕梁的一位婶子家的玉米被偷了两千多斤，去派出所报案时，民警让她“找三个证人写证明材料”，她在村里求了半天，没人愿意得罪偷东西的邻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法律援助资源又严重不足，甘肃定西的一个县城里，整个司法局只有1名法律援助律师，要负责全县30多万人口的案子，常有农民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来咨询，却被告知要排队等两个月。
新疆阿勒泰的牧民为了给受伤的羊群索赔，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等了三天，才见到从地区下来的法律援助律师，冻得发紫的手里攥着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证据照片。
四川凉山的彝族大叔，儿子在矿难中去世，企业只给两万块“抚恤金”，他想找律师却发现县城里没有律所，最近的律师在三百公里外的市里，来回车费要花掉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钱。
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穷人往往处于最边缘的位置，维权时容易遭遇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基层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并不罕见。广东东莞电子厂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资，劳动监察大队来了两次都只是“协调”，工人们发现厂长每天都给队长送烟酒，最后不了了之。
山东淄博的建筑工人带着工友讨薪时，工地方直接叫来派出所民警，民警指着他们的安全帽说：“再不散就按寻衅滋事处理！”
四川绵阳的一位大姐在拆迁时发现自家房屋评估单上的面积比实际少了15平米，去找拆迁办理论，主任拍着桌子说：“就按单子上的算，不服你去告！”她后来才知道，这家评估公司是主任的亲戚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