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床的病人轻声说：“司机跑了，他们怕她成植物人……” 这话像根钢针，狠狠扎进我千疮百孔的心，我急忙打电话给林丽的家人。
等待的时光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我守在病床前，数着吊瓶里滴落的药水，每一滴都仿佛坠在心上。
林丽的大姐从东北赶来时，带来了家乡的酸菜和牵挂。她红着眼眶摸着妹妹的手，哽咽道：“我妹子，命咋这么苦……” 我老娘和兄弟姊妹陆续抵达，病房里挤满了人，却掩不住弥漫的悲伤。
母亲偷偷抹着眼泪，喃喃自语：“造孽啊，好好的日子，咋就成这样了……”
转院的波折更是一场煎熬。医院以 “病情复杂” 为由推诿，我站在医生办公室，看着墙上 “救死扶伤” 的牌匾，只觉得讽刺。
“如果你们不承担后果，我就去卫生局！在这里半个月了，患者一点好转没有，我强烈要求转院到135部队医院去” 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终于，在夜色中，我们辗转来到135部队医院。马军医六十多岁，银发下的笑容像冬日暖阳：“放心，有我们在。” 他查看病情时轻柔的动作，让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林丽醒来的那天，整整二十天过去了，阳光正好爬上窗台。她睫毛颤动，像濒死的蝴蝶终于扇动翅膀。“数，1、2、3……” 马军医伸出手指，声音温和得像哄孩子。
当她虚弱地说出 “三” 时，我几乎要喜极而泣。那一刻，窗外的蝉鸣都成了最美的乐章，空气中飘浮的尘埃都闪着金色的光。
见到林丽清醒后，马军医又安排全身检查，检查结果却如一盆冷水浇下：左腿粉碎性骨折，左臂骨裂，头皮七处缝合。
治疗室里，石膏粉的味道混着药水味，压得人喘不过气。看着医生给她打石膏，我仿佛看见命运又给她套上了一层枷锁。但林丽很坚强，即使疼得浑身发抖，也只是紧咬嘴唇，豆大的汗珠砸在枕头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岳母和大姨子在医院陪伴半月，亲眼见证我日夜不离的守护。“女婿，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岳母临走时红着眼眶，“我和你大姐回去，让你小妹妹来帮你，你们互相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