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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打开录音笔：
>“这里是‘小凡行动’补录第十七号。
>今日，首场‘家庭对话剧场’观众满意度达92%，收集有效树洞信件417封。已有五所学校申请将‘情绪地图’纳入教师岗前培训。
>更重要的是，一位曾公开反对我们的副校长，在匿名问卷中写下：‘我终于敢承认，我对女儿说过‘你要是敢自杀，就别认我这个爸’。我现在后悔得睡不着。’
>我们正筹建线上‘共情热线’，由经过训练的家长和教师轮流值班。第一批志愿者报名人数超过三百。
>父亲，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天，会不会也觉得值得？
>我曾以为改变很难，是因为人心坚硬。现在才明白，人心之所以封闭，是因为太久没人认真对待它的裂痕。
>所以我们会继续做一件事：让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找到出口；让那些被定义为‘矫情’的痛，获得尊严。
>下一站，我们将进入监考系统内部，开展‘高招工作者心理状态调研’。毕竟，连巡视员也会焦虑，评卷老师也会崩溃，没有人该在高压下独自沉默。
>明天，我去乡下见第一位试点学生。她叫林小满，十七岁，因抑郁症休学两年。她是第一个主动申请成为‘倾听伙伴’的康复者。她说：‘我不想再当病人了，我想帮别人听见自己。’”
收起录音笔，晓雨仰望星空。
北斗依旧悬于天际，勺柄缓缓转动。她想起父亲曾教她辨认星轨：“你看，北斗每年都会移动一点点位置，但它始终指向北极。就像信念，哪怕世界动荡，只要方向不变，就不会迷失。”
清晨六点，她坐上了开往山区的大巴。
山路蜿蜒，车窗外是层层叠叠的梯田。两小时后，抵达一所仅有百余名学生的乡村中学。校长亲自迎接，说是“盼了好久”。
林小满在校门口等着。她瘦小，齐耳短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见到晓雨，拘谨地笑了笑，递上一杯热水：“路上冷吧？我妈煮的姜茶。”
她们坐在教室里交谈。墙上贴着褪色的励志标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角落里堆着旧课本，其中一本封皮上写着：“我不想做人上人，我想做人。”
“那是我写的。”小满低声说，“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我不够优秀，就不配活着。每次考试前都吐，整晚做噩梦，梦见自己掉进试卷堆里爬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我遇见了王老师。”她指了指门口站着的一位女教师，“她没有劝我坚强，也没有逼我复学。她只是每天放学后陪我走一段路，什么都不说。有一天我突然哭了，她说：‘哭完了吗？那我们去买冰棍吧。’”
晓雨看向那位老师，对方腼腆地笑了：“其实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记得你在讲座里说过一句话：‘陪伴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告诉对方??你不必独自承受。’”
那一刻，晓雨明白了什么叫“涟漪效应”。
下午，她们组织了一场小型分享会。十几个学生围坐一圈，有人第一次说出自己想学美术而非理科，有人坦白偷偷服用抗焦虑药，还有一个男孩哽咽道：“我爸妈离婚了，但他们让我在学校装作没事，说‘影响不好’。”
晓雨拿出卡片，请每个人写下一个愿望。
一个小女孩写：“我希望老师批评我的时候，能先问我发生了什么。”
一个男生写：“我想告诉爸爸，我不是不想努力，是我真的累了。”
林小满写的则是：“我想回到课堂，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因为我开始相信，有人会看见真实的我。”
傍晚返程时，晓雨特意绕道去了趟县档案馆。她查到了近三年学生心理健康筛查记录：全县累计上报“高危个案”83例，其中仅12例获得专业干预，其余均标注为“家庭教育问题，自行调节”。
她拍下资料，发给周文澜：
>“老师，这就是现实。我们建了那么多心理咨询室，可真正能走进去的孩子，不足十分之一。不是他们不需要，是整个系统仍在否认伤口的存在。”
回到城里已是深夜。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心理学院地下活动室。李阳还在排练新剧本，主题是“教师的家庭创伤”。
“你知道吗？”他一边调试音响一边说，“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高中班主任打来的。她说她看了‘家庭对话剧场’视频，整晚没睡。她告诉我，她丈夫常年家暴，她一直忍着，因为‘不能让孩子缺父爱’。直到女儿也被吓得半夜惊醒，她才报警离婚。她说谢谢你，让她明白‘稳定’不等于‘健康’。”
晓雨怔住。
原来改变早已悄然蔓延。
她打开电脑，开始撰写《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白皮书》初稿。第一章标题是：“从听见开始”。
窗外，晨光微露。
她知道这条路还很长，阻力会越来越多??有人会质疑她“动摇教育根基”，有人会攻击她“制造亲子对立”，甚至可能有一天，上级下令叫停所有活动。
但她不再恐惧。
因为她已看清：所谓变革，从来不是一场冲锋，而是一次次俯身倾听；不是口号震天，而是某个夜晚，一位母亲读完树洞信后抱住哭泣的女儿，轻声说：“对不起，妈妈以前不懂。”
这才是真正的起点。
她合上笔记本，轻声自语：“爸，我接住了。”
风拂过窗台，吹动那本摊开的心理学笔记。阳光再次洒落，照亮一行手写批注：
>“治愈始于承认：我们都曾受伤，也都拥有疗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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