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七十岁归隐茅山，他才慢慢放下那份焦虑。有年正月初一，道观里的道士和附近的村民一起喝屠苏酒。按习俗，得从年少的开始喝，轮到顾况时，他却笑着把酒杯递给身边的少年：“我老了，这酒该给你们年轻人喝——你们的日子还长，要好好过，别像我年轻时那样，总盯着愁事儿。”
那天晚上，他写了首《岁日作》：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诗里没有了早年的“我欲升天天隔霄”的愤懑，多了份“让少年”的坦然。他终于明白，不是所有事都能靠“狂傲”解决——接纳自己的衰老，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悲悯；看着年轻人好好活着，也是一种安慰。
有次他在山里采药，见一只小松鼠掉进了陷阱，他蹲下来，用树枝一点一点把土刨开，把小松鼠救了出来。小松鼠抖了抖身上的土，蹦蹦跳跳地跑了，他却坐在地上笑了半天。道士问他“笑什么”，他说：“你看它多快活，能活着就好，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能好好活着就好。”
他的悲悯，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是“把自己放进别人的苦里”——年轻时为百姓的苦愁，年老时为生命的短叹，连一只小松鼠的安危，他都放在心上。就像茅山的云，看着软，其实裹着满满的温度。
归隐不是“逃”：《闲居自述》里的“刚柔相济”
有人说顾况归隐茅山是“怂了”，是被官场打怕了。可他知道，归隐不是逃，是换一种方式“活”——远离了权贵的勾心斗角，他反而能更贴近想守护的“人间”。
他在茅山住的道观很破，屋顶漏雨，他就找瓦片补；没有粮食，他就跟着老农一起种庄稼。每天天不亮，他就扛着锄头去地里，和老农一起除草、施肥，累了就坐在田埂上，听老农讲“今年的收成能不能够吃”，听村里的媳妇聊“孩子能不能读上书”。
有次下大雨，老农的谷子还晒在场上，顾况跟着一起抢收，淋得浑身湿透，却笑得比谁都开心。老农说：“顾先生，您以前是当官的，哪用干这种活？”他却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当官的也是人，也得吃饭——这些谷子是咱们的命，哪能看着被雨淋？”
他写《闲居自述》：
“荣辱不关身，谁为疏与亲。
渐看华发老，方悟少年非。
眼暗看书少，身闲隐者稀。
朋来唯有酒，意合即知音。”
诗里的“荣辱不关身”，不是真的不管世事，是不再为“官大官小”纠结，专注于眼前的“人和事”——和老农一起种庄稼，和道士一起炼丹，和少年一起喝屠苏酒，这些“小事”里的温度，比官场的“荣辱”珍贵多了。
他还常跟道士聊“陶令”（陶渊明），说“陶令果何人？悠然自适者”。他佩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更佩服他“采菊东篱下”的坦然——既能硬气地拒绝官场，也能温柔地接纳田园。他自己也是这样：对权贵，他是“还君明珠”的硬骨头；对百姓、对生命，他是“让少年屠苏”的软心肠。
有天傍晚，他坐在茅山的石台上，看着夕阳把云彩染成金色，远处传来老农的山歌。他忽然觉得，这一辈子没白活——虽然没当过大官，没写过“传世名篇”，但他没向权贵低头，没辜负百姓的苦，没浪费自己的真心。狂傲也好，悲悯也罢，都是为了“好好活着，好好对人”。
后来有人问他：“您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他想了想，笑着说：
“是没让骨头软下去，也没让心肠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