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仕途不顺，但王建在长安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他们都是爱写诗、关心民生的人，经常聚在一起，在小酒馆里喝酒，聊诗，聊天下事。
张籍是他最好的朋友，俩人经常挤在张籍的小破屋里，就着一碟咸菜，喝一壶劣质的酒。张籍跟他说：“仲初，你的诗写得越来越好了，比我强。”王建笑着说：“还不是跟你学的？当年在学馆，你教我怎么把话说得实在。”
有一次，张籍家里穷得没米了，王建把当月的俸禄分了一半给他，还说：“你别跟我客气，当年在边塞，我要是没你寄的棉袄，早就冻死了。”
后来张籍写了首《赠王建》：
“自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
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见咏诗人”，把他当成唯一的知己。
韩愈也很看重王建，觉得他的诗“有杜甫的风骨”。有次韩愈带他去见白居易，白居易刚写完《卖炭翁》，读给他们听。王建听了，激动地说：“白兄，你这诗写得太好！我也写了首《水夫谣》，跟你这意思差不多。”说着就把诗念了出来。白居易听完，拍手叫好：“好！咱们这些人，就该写老百姓的苦，让朝廷知道下面的人有多难！”
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王建觉得不孤单了。虽然官没当大，但他的诗，有人懂；他的心思，有人明白。
晚年的“王司马”：从乐府到宫词，写透了宫廷里的寂寞
大和三年（829），王建快六十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有点驼。这一年，他熬上了一个“像样”的官——陕州司马（今河南三门峡），从五品，虽然还是没什么实权，但总算摆脱了“下僚”的身份，人们也开始叫他“王司马”。
陕州离长安远，没那么多琐碎事，王建的日子清闲了些。可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跑乡下、见纤夫了。他的诗风，慢慢变了——从写民间疾苦的“乐府诗”，转向了写宫廷生活的“宫词”。
有人说他“变了”，开始写奢华的宫廷了。王建自己知道，他写的不是奢华，是宫廷里的“另一种苦”——宫女的寂寞，宦官的专权，还有那些看似光鲜的背后，藏着的无奈。
他的《宫词》百首，是在陕州写的。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他以前在长安当太常寺丞时，接触到宫廷礼仪，看到的场景。
他写宫廷的庄严：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皇帝朝会时，金殿巍峨，云车华丽，看着气派，可他知道，这气派背后，是多少百姓的赋税堆出来的。
但他写得更多的，是宫女的寂寞。有一首《宫词》，写得特别细腻：
“宫人早起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
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
宫女们早上起来，看到台阶前的扫地夫，觉得新鲜——她们一辈子待在宫里，没见过外面的男人。围着扫地夫，争着给他钱，问他：“外面的世界，是不是跟宫里不一样？”
王建写这首诗时，想起了当年在长安看到的宫女。有次他去太常寺办事，看到几个宫女站在宫墙边，望着墙外的柳树发呆。有个宫女看到墙外的老百姓路过，眼里满是羡慕。宫女们看似住在华丽的宫殿里，其实跟坐牢一样，一辈子见不到亲人，也得不到爱情，在宫里慢慢老去。
他还写宫女的“无奈”：
“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
白日卧多娇似病，隔帘教唤女医人。”
宫女们在宫里，吃的是最好的饭菜，可心里苦，觉得春天都难熬。白天躺着，像生病一样，其实是寂寞得没精神，隔着帘子叫女医人来，不是真的生病，就是想有人陪自己说说话。
这些《宫词》，突破了以前“宫怨诗”的老套——以前的宫怨诗，只写宫女的“怨”，王建却写得更细：她们的好奇、她们的渴望、她们的假装生病，全是活生生的人。他没把宫女写成“符号”，而是写成了“有血有肉的女人”，跟乡下的农妇、河边的纤夫一样，都是苦命人。
有一次，刘禹锡来看他，读了他的《宫词》，说：“仲初，你这宫词，写得比乐府诗还动人。别人写宫怨，是站在外面看；你写宫怨，是站在宫女心里看。”王建笑了笑：“其实都一样，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只要是人，就有苦。我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而已。”
晚年的王建，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冬天更严重。他还是每天写诗，写累了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想起年轻时的日子：在颍川啃冷馍、在边塞扛冻、在昭应县替农民交税、在长安跟张籍喝酒……他觉得这辈子，没白活——虽然官没当大，但他写了很多诗，这些诗里，有老百姓的苦，有宫女的寂寞，有朋友的情分。
大和四年（830），王建在陕州司马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除了一箱子诗稿，只有几件旧衣服、几本书，还有张籍当年送他的那件厚棉袄——虽然已经破了，却一直被他珍藏着。
后来，有人把他的诗编成了《王司马集》，里面的乐府诗、宫词，流传了一千多年。人们读他的《田家行》，会想起农民的苦；读他的《水夫谣》，会想起纤夫的累；读他的《宫词》，会想起宫女的寂寞。
王建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享过福，可他用一支笔，把人间的苦都写了下来。他就像一个“记录者”，不管是寒门的挣扎、边塞的残酷、下僚的心酸，还是宫廷的寂寞，他都记在诗里，告诉后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一群人在苦日子里挣扎，也都有像他一样的人，在为这些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