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朝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付诸行动，万历朝鲜之战打得其实也挺糊涂的，朝鲜兵败如山倒让大明君臣愕然，朝廷的反应也很迟缓，指挥也很糟糕，而九边对此也不甚重视，除了辽东军镇离得近，派出了一些精锐外，其他诸如宣大等，最初都是随便打发的。
入朝之后，后勤问题也十分严重，朝鲜君臣对于明军阳奉阴违，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拒绝承担军粮供给的任务，就地筹粮十分困难，而日军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成熟的粮道战术，习惯走到哪抢到哪，再加上丰臣秀吉筹备严密，规划了军粮军资，后勤倒是没什么问题。
这一问题在当年左念微率军入朝时也存在，只不过当时情况又有所不同，除了南洋军吸取了明军的教训，且近代军队的后勤更成体系外，朝鲜小朝廷的权利被日军剥夺，中枢失能也占有一定的因素，虽然地方上阳奉阴违的境况也很多，但由于有东学党义军的协助，大义又站在南洋军这一边，因此就地筹粮还是比较顺利的。
只能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当初的万历朝鲜之战本身就延宕许久，因而在其中也有诸多不同的方案，虽说老朱将日本列为了“不征之国”，但所谓的祖宗规矩从来都不是不能打破的，只不过要考虑是否契合多数人的利益。
而那时的境况恰好如此，大明朝野间曾经掀起过一场东征的广泛讨论，发兵日本这一计划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一度付诸于前期准备，但最后因为实际情况不允许而不了了之。
至于最早的构想，其实早在万历十九年就出现了，那时明军尚未入朝，两广总督刘继文便上疏建议可以让葡萄牙人去打日本人，即所谓“借夷平倭”，不过并未得到重视。
但随着朝鲜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三千里江山顷刻覆灭，明朝才开始关注朝鲜的战事，只不过此时依然称不上重视。
次年，太仆寺少卿张文熙提议，以浙、南直隶、闵、粤四个省各出兵一万五千人，总共六万兵马登陆日本，一劳永逸解决倭寇祸患。
这个方案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之后几年，随着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远征日本的构想也逐渐被完善。
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巡抚许孚上疏，反驳了朝中“元朝征日大败”来反对发兵的言论，认真估算了军费和兵力，造船两千艘、练兵二十万。
虽然这个方案还很夸张，但大致框架已经确定。
等到万历二十六年，御史徐兆奎也上疏提议征倭捣巢，兵部在其奏疏基础上加以完善，确定以浙、闵、粤为核心，在朱翊钧准奏以后，调兵遣将立刻开始——
广西总兵接管浙江，总领征伐事；
兵部右侍郎组织募兵造船；
沿海几省组织探子和细作前往日本探查。
从明朝的表现来看，相比于琉球事件和甲午时的清朝还是很不错的，情报、后勤、备兵都在稳步推进。
然而，随着侵朝倭寇屡战屡败，败局已定，丰臣秀吉病死，大明君臣便失去了渡海远征的兴趣。
那时候，明朝已经在历时六年的援朝战争中耗费二千余万两白银的巨资，同时，播州的杨应龙叛乱也越发猖獗，于是征倭计划被终止。
至于近来，便就是甲午之后，南洋军组织登陆日本。
其实，这一次行动是很冒险的，南军精锐大多在朝鲜，有限的财力也被聚集于此，登陆军主力只是黑旗军这样的旧式军队，火炮也很混乱，总共带了一百多门大炮，结果这些大炮足有15种口径，43种火炮，从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十八手拿破仑青铜炮到全新出厂的克虏伯山炮，不一而足，步枪也装备了6种口径，最初的作战计划也仅覆盖琉球，此后其他战场行动顺利了，才继续扩展到了九州岛。
毕竟当时的日本建有比较完善的预备役制度和守备兵制度，海防也比较完善，打起来还是很困难的，但真的打起来，倒也糊涂——
长崎炮台守军居然将定海号认成了新高号，两者同属于阿姆斯特朗舰，固然有相似之处，但能认错也实在是运气，最终让南军轻松登陆，相比之下，佐世保就要难打得多了。
时移事易，发展到如今，双方的国力变化让中国也无需再小心翼翼了，从实力上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值得关注的对手了，但时代的变化也让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直接出兵是否有必要，这一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