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老师？”我顺着他的话题问。谈论对方熟悉的事，往往能在最短时间里打开陌生的心门——这是我在异世里学的伎俩，师门里的人把话术当作炼丹前的火候，讲得圆润且有效。
“我是大学教授。”他说出这两个字时，像是放下了一件沉重的外衣。他的衣着并不讲究：一件旧毛衣外罩风衣，袖口有几道看不清的缝痕，衬出岁月的用力。他的手指修长，指节微显，像经常拿笔写字的人；指甲里带着微微油渍，或许是科研时未及洗净，或许是抽烟留下的印记。
“大学教授？霍，真看不出来啊。”我半是惊讶，半是打趣。毕竟教授的形象在我脑中一向古板：眼镜、讲台、厚重的卷宗与永恒的黑板粉笔。我不禁把他和那些在我穿越前听过的片段对照，他更像被现实磨出的褶皱，而非教科书里平滑的模板。
“那你是教什么的？”我追问，语气里夹着故意的好奇。
“生物工程，不过我大学时主修的是哲学。”他说。那句话在空气里落下，如石入湖，激起几圈涟漪。我看见他吞了口汤，动作缓慢而有节制，好像用餐对他而言不仅是饱腹，也是调节情绪的仪式。
“听上去很厉害。”我不意外地点头，这句话是对他两种身份的承认：一个用实验室的显微镜检视世界的科学家，同时保留着哲学家那种喜欢把问题放到更高处观察的习惯。生物工程与哲学，这两者在现代语境里看似隔绝，实际上有着隐秘的亲近：一个探讨生命的操作方法，一个探讨生命的意义。把这两条线并置的人，容易在夜里思索道德的切边，也容易在白昼里看到实验数据冷漠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