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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第102章评估手记(第1/2页)
阿尔伯特·冯·施特劳斯博士在他六十七年的人生中，评估过一百一十三家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数据伦理体系，撰写过四十七份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走廊里，人们称他为“数字良心的守夜人”。
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此刻他站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世界文化长廊”尽头，面对着一面被临时改造成作战指挥中心的落地玻璃墙，手里握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咖啡，沉默了很久。
这已经是评估小组进驻的第二十五天。
二十五天里，他行使了十九次“叫停权”。每一次，都被满足。
第一次是在第一天的产品讨论会上。他叫停了那项根据用户行为预测兴趣的内容预加载功能。按照他的预想，这家公司应该会像他过去见过的那一百一十三家企业一样——礼貌地点头，然后在他离开后悄悄恢复原状。
但那个叫姚浮萍的技术负责人，在他叫停后的第三小时，就带着一整套修改方案来找他了。
“施特劳斯博士，”姚浮萍把平板推到他面前，没有任何寒暄，“我们重新设计了预加载机制：不再基于单个用户的完整行为轨迹，而是基于同类用户群体的脱敏共性数据。误差率从4.7%上升到6.2%，但隐私暴露风险从**险降至可忽略级别。”
施特劳斯看着那份方案，第一次感到某种久违的意外。
“你们什么时候改的？”
“您叫停之后。”姚浮萍看了眼腕表，“两个小时五十分钟。技术部抽调了七个人，产品部给了四个需求顾问，法务部同步审核合规性。”
“这不符合常规决策流程。”
“是的。”姚浮萍承认，“所以我自己拍板的。如果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施特劳斯摘下老花镜，用绒布缓缓擦拭。
他想起三年前，在硅谷那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巨头公司。他叫停了他们计划在全球推广的“情感识别”广告系统。首席技术官礼貌地感谢他的意见，然后礼貌地送他出门，礼貌地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周，悄悄启动了系统部署。
后来他才知道，那家公司的“伦理委员会”只是一个公关部门的下设机构，全部预算还不够给法务总监买一辆新车。
“姚女士，”施特劳斯重新戴上眼镜，“我查阅了你在《数据伦理前沿》上发表的论文。你主修的方向是算法效率，不是伦理。”
“所以呢？”
“所以你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改一套被叫停的方案？”
姚浮萍沉默了几秒。
“因为，”她说，“我弟弟入行是我带进来的。他第一次独立写的代码里有个死循环漏洞，我骂了他三天。后来他把那段代码贴在自己的工位挡板上，写了张便利贴：‘浮萍姐在此处抓获漏洞一枚，缴获时长三小时’。”
施特劳斯没有说话。
“现在那张便利贴还在。”姚浮萍说，“他工位换了三次，便利贴跟着搬了三次。去年公司扩工位，行政部统一采购新挡板，他专门跑过去嘱咐工人，拆旧挡板的时候要小心，便利贴不能撕破。”
她顿了顿：“施特劳斯博士，我弟弟今年三十二岁，是国内顶尖的加密算法专家。但他工位挡板上贴着的，还是我十五年前骂他的那张便利贴。”
她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施特劳斯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这是他的第二十次意外。
第十次意外发生在第十七天。
那天评估小组要求查看“五彩绫镜”系统的完整源代码。这是整个评估过程中最敏感、也最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美国专家甚至提前拟好了拒绝回函，只等对方摇头，就可以在最终报告里写下“关键环节拒绝配合”的结论。
但对方没有摇头。
姚厚朴亲自抱着一台加密笔记本电脑走进会议室，身后跟着法务总监和两名专利工程师。
“源代码在这里。”他把电脑放在桌上，“总代码量约一千两百万行，从第一版原型到昨天凌晨提交的最新补丁，全部在本地离线环境展示。你们可以逐行查阅，可以提问，可以要求解释任何一段逻辑。但不能复制、不能截图、不能带出这个房间。”
日本法律学者推了推眼镜：“姚先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些代码中的任何核心算法被泄露，龙胆科技将损失数亿美元的专利资产。”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姚厚朴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那台电脑，屏幕幽蓝的光映在他镜片上。
“因为，”他说，“我姐姐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信任不是表演出来的。”
姚厚朴解开电脑锁，推到评估小组面前。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他一言一行地讲解，从十五年前创业初期那个在车库里写成的第一版推荐算法，到去年迭代的第六代隐私保护框架。哪些代码是他姐姐写的，哪些代码是他徒弟写的，哪一段因为优化过度被客户投诉过，哪一行曾经因为他熬夜到凌晨四点而多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缩进错误。
美国专家指着一行注释问：“这个‘//别骂我’是写给谁的？”
姚厚朴沉默了三秒。
“写给我姐的。”他说，“上线前一天我偷偷加了个功能，怕被她发现。”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姚厚朴没有笑。他看着那行十几年前的注释，屏幕的光映在他眼睛里，像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
“后来，”他说，“我姐上线前审查代码，发现了。”
“她骂你了吗？”
“没有。”姚厚朴顿了顿，“她把那行注释留下了。她说，以后你徒弟看到，就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这是施特劳斯的第二十一次意外。
他见过很多天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在硅谷实验室的白板前，在剑桥大学那间诞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茶歇室里。
但他很少见到一个人，会把十五年前的注释留着。
——因为他姐姐说，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第十五天，施特劳斯第一次行使了他的“旁观权”——不是介入任何决策，只是静静地旁观。
旁观的对象是林晚。
那天的日程是林晚“梳理历史争议事件”的第四次汇报会。前三次她分别汇报了数据泄露事件的完整始末、荆棘科技胁迫的全过程、以及公司内部调查组对她的约谈记录。
施特劳斯旁听过无数企业的“危机公关汇报”。那些汇报通常配得上“精心准备”四个字：幻灯片精美，数据图表严谨，关键词都经过法务部门逐字审核。汇报人西装革履，目光坚定，把每一次危机都讲成“成长的代价”，把每一个错误都转化成“宝贵的经验”。
林晚不一样。
她没有穿正装。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袖口有点长，遮住了半截手指。她面前没有投影，没有演示文稿，只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边角泛白。
汇报开始前，她沉默了很久。
施特劳斯以为她在酝酿情绪。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汇报前深吸一口气，喝水，调整话筒，然后开启“真诚模式”。
但林晚抬起头时，眼眶没有红，声音没有哽咽。她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每次翻开这个本子，都会想起五年前，我妈住院那阵子。”
她翻开第一页。
那是她的入职登记表复印件。姓名栏“林晚”两个字被黑色水笔划掉，旁边用红笔写着“曾用代号：荆棘科技派遣商业情报人员，2019年3月-2020年8月在职期间执行窃密任务”。
施特劳斯看清那行字，沉默了一瞬。
这不是他熟悉的“危机公关汇报”。这是她把自己的档案，一页一页摊开在所有人面前。
“2019年4月，”林晚翻到第二页，“我入职第十七天，第一次接触到‘星链’项目的用户画像数据库。当时我的上线指令是‘能拿多少拿多少，越快越好’。”
她停顿了一下。
“那天加班到凌晨一点。我从机房出来，胃病犯了，蹲在茶水间找热水。曹辛夷刚好也没走，她给我倒了杯热水，从抽屉里翻出一盒还没拆封的胃药。”
她翻过一页。
“那盒胃药我吃完了，空盒一直留着。”
没有人说话。
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送风的轻微嗡鸣。
“后来，”林晚继续翻着笔记本，“数据泄露事件爆发，公司开始内部调查。姚浮萍把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姚厚朴设了反向追踪的‘蜜罐’。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回出租屋，要把窗帘拉上三遍才敢睡觉。”
她停在一页手写的笔记前。字迹很潦草，有几处被水渍晕开。
“这是我妈住院那阵子写的。”她说，“医院Wi-Fi信号不好，我就在走廊用手机备忘录写，回去誊到这个本子上。写的是……如果东窗事发，我要怎么解释才能让她不被牵连。”
她的声音很平。
“后来没用上。”她翻过那页，“龙胆草发现我家人的情况，派人去保护了。我没法告诉他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护，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从我第三次加班胃疼、他路过茶水间顺手放下一盒苏打饼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施特劳斯摘下眼镜。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这个领域的初衷。那时他在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参加一场关于“计算机时代隐私边界”的小型研讨会。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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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以为隐私权就是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有一天你们会发现，真正的隐私权，是你愿意把某些事告诉某人，不是因为制度逼迫你，不是因为合同约束你，而是因为你相信他。”
老教授叫赫尔曼·金泽，后来成为施特劳斯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前三个月，在病房里还问施特劳斯：“你找到那种信任了吗？”
施特劳斯没有找到。
2⑥2𝐗𝙎 .𝘾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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