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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脑海里反复。我在笔记本上用铅笔涂鸦，画着血液那温软、破碎、不均的质感，铅笔屑在纸张上碎肉般磨散开来。那年我十二岁，不能进行体育活动，也没有感兴趣的女生，对街坊和学校里的八卦一无所知，整天坐在桌前拿着铅笔，画那些过几天后自己都看不懂的画，被田满的草稿本在桌洞里堆起厚厚一摞。下一周，班里最受欢迎也最有钱的男生斯蒂芬诺过生日，他请了全班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一封请柬也放到我的桌面上。是的，读者，我在学校里没有受排挤，因为没有人想被指责为“排挤白化病人”，所以尽管没有朋友，许多时候我还是能收到集体活动的邀请；我胡乱找个借口，说那天正好也是我外祖母的生日，回绝了斯蒂芬诺，明显感到他松了口气，因为不用被迫应付一个不喜欢的人。但是，生日当天的大阵仗还是惊动了母亲，第二天一回家，她就问我为什么没去参加聚会。我当时正在写作业，顺口告诉她，我收到了请柬，但是不想去。
她蛮不高兴地站在我房间门口：“你为什么不去？不只是斯蒂芬诺，我从来没见过你和朋友一起玩。”
“因为我长成这样。”我说，“没人愿意和我玩。”
她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别傻了。和人交往又不是只看外表。”但我知道她也没办法。我在作业本侧边用铅笔胡乱涂着，不小心涂得太黑了，橡皮擦不干净，只好把那一页整个撕了重写。
第二天就又有恐怖袭击。我坐在座位上，听同学在课桌之间，抱着与父母相似的语气谈论这些事，说着红色旅、情包局、极左和极右派，说着之前就在米兰发生的警察总署爆炸案，我忽然明白过来，在此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明白，这些事情原来真的和我有关，原来世界真的能以一种既非观看亦非幻想的模式，与我产生互动。子弹不一定会飞进房子或学校，虽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此，但我认识的谁的表哥，谁许久没回来的邻居，哪位老师家上大学的女儿，此时真的就在某间房子里，无论在米兰、罗马、都灵还是热那亚，与别人一起策划着又一场行动，或者即将成为下一场行动的受害人。
接下来好几天，我写完作业后就泡在书房里，将母亲审稿时拿来参考的那些书籍一本本读下去。起初看不懂，句子仿佛只是一些单词在语法规律下的机械拼合，但它们不知为何吸引着我的视线和思想，直到双眼酸痛都不肯放下，而因此，从某个瞬间起，一切豁然开朗。我明白了同学讨论的每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甚至理解了更多他们没提及的名词；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恐怖袭击，以及这种局面为何永远不会真正结束，为何和平注定是局部的短暂的，而我们随时可能被席卷入下一场风暴；我更彻底地明白了这一切和自己有关，关乎母亲运营的杂志社，关乎父亲工作的银行，关乎他们每月获得的工资，因此也关乎我的太阳镜和斯特拉的连衣裙，还有我们餐盘里的面条、香肠与蔬菜，甚至它也确实关乎我们的性命，死亡的阴影注定时时刻刻笼罩，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不论这场战斗究竟是谁胜利。但这些都是我事后整理出来的东西，当时相较于“理解的内容”，在我记忆里更鲜明的是“‘理解了’的感觉”：想法如同爆炸一般扩散开来，然后垮塌、清除、连接、重组，全都在一瞬间，而我只是继续在放大镜里读着那些文字，每多读一段，就多清理开一片场地，或者让我忍不住想要高喊——这是对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难以遏制在体内涌动的不安和狂喜，一夜未眠，第二天，带着被“清理”一新的思想来到学校。课间，斯蒂芬诺周边依旧聚集了一群男孩子，他向来是这类话题的发起者，在中间对政治形势高谈阔论，仿佛自己下一秒就要加入内阁议会似的；而旁边也总有几位“议员”，在叽叽喳喳地支持或反对，我听着又烦躁又骄傲，想他们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本质。我走过去，在人群外围停住，他们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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