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寰宇记》记载，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北伐前夕，因盐铁运输延误，前线出现“兵器钝锈，士卒缺盐”的危机。诸葛亮亲自撰写《诫励令》：“盐铁者，国之重器，若有疏失，虽远必诛！”并增设“督运官”，确保物资调配。
四、成效与争议：经济改革的历史回响
盐铁官营的成效立竿见影。《三国志》注引《蜀记》称：“数年之间，府库充实，乃能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据估算，官营盐铁每年为蜀汉提供军费七成以上，支撑起十万大军的北伐消耗。
但负面影响同样显着。《华阳国志》记载，官营铁器“形制粗劣，价高难售”，百姓私下抱怨“官铁不如民铁利”；盐价虽统一，却因运输成本高，导致偏远地区“淡食者众”。东晋史学家常璩（qú）评价：“亮之治蜀，急功近利，盐铁之政，虽强其国，亦疲其民。”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官营制度催生了一批“盐铁新贵”，如王连之子王山“累官至尚书仆射”，形成依附于政权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一群体后来成为蜀汉后期“主降派”的重要力量，间接加速了政权灭亡。
五、历史启示：经济改革与政权命运
诸葛亮的盐铁改革，本质是一场“战时经济”的豪赌。他以铁腕手段将经济命脉收归国有，短期内实现了“富国强兵”，却也埋下了社会矛盾的隐患。这种“效率优先”的策略，与《管子》“官山海”思想一脉相承，却忽视了《盐铁论》中“与民争利”的警示。
千年后回望，蜀汉盐铁案揭示了一个历史规律：乱世中的经济改革，成败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更在于能否平衡各方利益。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以政治高压强行推行新政；而其局限也在于，未能建立长效机制化解矛盾。正如《诸葛亮集》中所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急则焦，缓则烂。”可惜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他选择了“急火快炒”。
结语
蜀汉盐铁案，是乱世中经济改革的典型样本。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旗号，将盐铁变为北伐的经济引擎，却也因此透支了政权的生命力。这场暗战中，没有绝对的赢家——豪强的利益被剥夺，百姓的负担加重，而蜀汉政权虽短暂强盛，最终仍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历史证明：任何经济政策若脱离民生根基，即便能逞一时之强，也终将在时间的考验中暴露其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