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试验基地的帐篷里，科研人员们盯着示波器上跳动的曲线，手心的汗水在操作台上洇出深色的印记。
“滴滴答答 ——” 算盘珠子的碰撞声在帐篷里此起彼伏，如同一曲独特的交响。
数学家陈景润蜷在煤油灯旁，眼镜片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稿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字里行间还夹杂着被橡皮擦破的痕迹。
旁边的工程师老王揉了揉通红的眼睛，把计算尺往桌上一敲：“就算用算盘，咱们也能算出原子弹的轨迹！”
帐篷外，狂风呼啸，沙粒打在帆布上沙沙作响。一位年轻的技术员裹紧了褪色的军大衣，把冻得发紫的手指放在嘴边哈气，继续在笔记本上记录数据。
他知道，用算盘和计算尺得出的上万组数据，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青海金银滩，28 岁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化名为 “王京”，在海拔 3800 米的高原上奔波。稀薄的空气让他常常感到头晕目眩，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但他总是笑着对同事说：“咱们站在这风口上，可是在为国家挡风呢。”
一次野外勘探中，突降的大雪封了路，他和队员们挤在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里，靠吃压缩饼干和融化的雪水维持生命。
马灯的光晕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点：“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靶心’，等原子弹在这里爆炸，全世界都会听见中国的声音。”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整，倒计时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十、九、八……” 秒针的跳动声在每个人的耳膜上轰鸣。当 “零” 字落下的那一刻，大地仿佛突然凝固，紧接着，一道强光刺破云层，仿佛太阳提前降临人间。
“快看！” 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底部是翻滚的火舌，顶部如同一朵盛开的雪莲花，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既壮丽又神圣。
科研人员们相拥而泣，有人摘下帽子抛向空中，有人跪在地上亲吻着滚烫的沙土。一位老科学家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今日，中国有了自己的‘争气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