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着说：“外面买的哪有自己做的好，又省钱又舒服。” 我看着她，心里满是感动。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奢侈品，没有浪漫的约会，但只要看到对方的笑脸，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那个槐花飘香的春天，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把半碗馄饨推给我的东北姑娘，藏着一段浸透苦汁的往事。
林丽第一次向我袒露离婚的缘由时，我们正坐在厂区家属院的梧桐树下，她用树枝在地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我前夫是老师，看着文质彬彬的，谁能想到他心里揣着块秤砣。”
产房里的消毒水味混着血腥味，在记忆里发酵成挥之不去的噩梦。女儿出生那天，林丽虚弱地躺在产床上，听到门外传来丈夫的叹息，比窗外的北风还要刺骨。“又是个丫头片子。”
这句话像根锈钉子，生生钉进她的心口。满月酒那天，婆家的红对联映得女儿的小脸越发苍白，前夫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摔了酒杯：“生不出儿子，连个完整的家都给不了。”
林丽说这话时，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仿佛看见那个抱着女儿瑟瑟发抖的年轻母亲。她做出把女儿留给前夫的决定，像是用钝刀剜自己的肉：“我以为把孩子留给他，好歹能读上书。”
可当听说女儿被转手送人，她吓得连夜收拾行李逃离东北，因为眼前的经历太可怕了，谁的父亲有这么狠心！能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连过冬的棉袄都没带。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指腹触到掌心结痂的月牙痕，像是摸到了她心上的疤。
我常常想，在这个时代，重男轻女的思想为何还如此根深蒂固？它就像一把无形的刀，斩断了多少亲情，又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或许，时间真的能治愈一切，也能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然而，社会上类似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报纸上时不时刊登着弃婴的新闻，大多是女婴；农村里，为了生男孩而超生罚款的家庭不在少数；就连城市里，也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
这些问题，就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女性的心头。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陈腐的观念，让每个生命都能被平等对待？这不仅是我们家庭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