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曹阳准备回国时，他接到了侯可明打来的电话。
老侯曾在10月份跟随青年代表团去了德国，当时他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面见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考斯里克。
表面上是谈谈北电与柏林电影节的合作事...
筹备戛纳电影节期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邮件。邮件来自一位名叫埃里克?杜邦的制片人，他看过《归途》，并表示对我的作品风格十分欣赏。他在邮件中提到，他正在策划一部中法合拍的项目，希望我能参与编剧和导演的工作。
我将邮件转发给了林晓：“老林，法国那边有人找我拍片。”
林晓看完后挑了挑眉：“这可是个机会。你打算怎么回应？”
我沉吟片刻，说：“先见一面吧，看看对方的诚意和项目内容。”
几天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埃里克。他是个五十出头的法国人，穿着考究，说话带着浓厚的巴黎腔调。他开门见山地说：“陈导演，我对您的电影风格非常感兴趣。我认为您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东方诗意，这在欧洲市场是稀缺的。”
我笑了笑：“谢谢。不过，我更想知道您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埃里克翻开笔记本，说：“我想拍一部关于跨文化碰撞的电影，主角是一个中国导演在巴黎拍片，遭遇了文化冲突和创作困境。我想用真实的视角去呈现两种文化的碰撞，而不是用刻板印象。”
我听得有些心动，但还是谨慎地问：“剧本您已经有了吗？”
他点头：“有一个初步的框架，但我也希望您能参与编剧。这部电影，应该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我看了林晓一眼，他轻轻点头。
我沉思片刻，说：“我可以参与，但有几个前提：第一，这部电影必须真实，不能迎合市场；第二，我希望能保留足够的创作自由；第三，我希望能带自己的团队过去。”
埃里克笑着说：“这正是我欣赏您的地方。合作不是控制，而是尊重。”
我们最终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几天后，林晓和我一起开始构思剧本。我们决定将主角设定为一个刚完成第一部电影的年轻导演，他在巴黎寻找灵感，却遭遇了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资金断裂等问题。他的创作理念与法国团队产生冲突，最终在一次失败的拍摄中崩溃，但也在崩溃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这部电影，”我对林晓说，“不是讲成功，而是讲失败后的坚持。”
林晓点头：“这很像我们自己。”
剧本写完后，我们开始筹备选角。这次，我们决定启用一些在法国生活的华人演员，同时也希望找到一位法国女演员，扮演主角的制片人兼搭档。
选角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叫艾米莉的法国女孩，她会说流利的中文，曾在北大留学。她试戏时，眼神里有一种倔强和温柔，让我想起了沈清。
我问她：“你为什么想演这个角色？”
她笑了笑：“因为我理解她。她是一个在两种文化之间挣扎的人，就像我一样。”
我点头：“你很适合。”
拍摄开始后，我们前往巴黎。这座城市比我想象中更美，也更复杂。我们在巴黎的街头巷尾取景，试图用最真实的镜头去捕捉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
沈清也随行而来，她负责纪录片部分的拍摄，记录整个创作过程。她说：“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也应该留下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
我们在巴黎拍了三个月，期间遇到了不少困难。语言沟通、文化差异、预算超支，甚至一度因为签证问题差点停工。但我们都坚持了下来。
有一天，我在片场看到艾米莉对着镜子练习中文台词，她的认真让我感动。我走过去，轻声说：“谢谢你，艾米莉。”
她回头一笑：“也谢谢你，让我演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电影拍摄完成后，我们回到北京进行后期剪辑。林晓看着成片，感慨地说：“老陈，这可能是我们拍得最艰难的一部电影，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部。”
我点头：“因为它不只是电影，它是我们的经历。”
剪辑完成后，我们决定送展戛纳电影节。这一次，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张，而是带着一种坦然的心态。
结果公布那天，我正在剪辑室里调试音效。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晓发来的消息：“进了，‘一种关注’单元。”
我放下耳机，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林晓冲进来，一把抱住我：“老陈，我们又进戛纳了！”
我笑着拍拍他的背：“是啊，我们又来了。”
这一次，我们在戛纳的放映场次座无虚席。电影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场。一位法国记者走过来，问我：“陈导演，这部电影讲的是失败，但为什么它让人感到希望？”
我看着他，说：“因为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
回国后，我们团队的声望再次提升。林晓开始接洽更多国际合作项目，老张的新剧本也进入了筹备阶段，而苏晴则决定去纽约进修导演课程。
我则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导演，他说：“陈导，我看了您的电影，尤其是《镜头之外》。我想问您，作为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我该怎么做？”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拍你想拍的电影，哪怕它不完美。电影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为了表达谁。”
他听后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谢谢您。”
挂掉电话后，我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一片宁静。
沈清走过来，问：“谁打来的？”
我笑了笑：“一个年轻人，问怎么拍电影。”
她挑眉：“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说，电影不是魔法，而是努力。”
她笑了：“你还是老样子。”
我看着她：“但你不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