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
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
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
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
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掏心窝子的话，就像他自己的日子一样，苦，但真实。
有人问他：“你都这样了，还写这些干啥？”张籍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我见过太多像我一样的苦人了，我不写，谁替他们说话？”
五十岁才“转运”：当上官了，心却淡了
张籍的“转运”，来得比谁都晚。直到他五十岁那年，也就是元和十五年（820年），他才终于从从九品的太祝，升到了国子监助教——虽然还是个小官，但至少不用再天天搞祭祀了，还能教学生读书，俸禄也涨了点。
这之后，他的仕途才算慢慢顺了起来。没过几年，又升了水部员外郎，管的是水利、漕运这些事，虽然还是不算大官，但好歹有了实权，人们也不叫他“穷瞎张太祝”了，改叫“张水部”——这称呼，听着就比之前体面多了。
再后来，他又升了主客郎中，最后官至国子司业，从四品——这在唐朝，算是中层官员了，比他当年那个从九品的太祝，简直是天壤之别。
按说五十岁才熬出头，该好好享受享受了吧？可张籍偏偏不。他当了大官，还是住在之前那个小破屋里，没买大房子，没娶小老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写诗、看书，跟当年那个穷书生没啥两样。
有一次，韩愈约他出去踏春，说长安城外的花开得正好，一起去喝酒赏景。韩愈是他的恩人，换别人早就满口答应了，张籍却婉拒了。他给韩愈回了首诗，里面有两句：
“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
意思是我家里穷，没那么多闲钱出去玩，身体也不好，还是在家待着舒服。
韩愈看了诗，笑着摇摇头：“这张籍，还是老样子。”其实韩愈知道，张籍不是真的“家贫”，也不是真的“身病”，是他看透了官场的热闹，不想掺和了。
年轻时，他也想过当大官，想过光宗耀祖，想过让自己不再受穷。可十年“穷瞎张太祝”的日子，把他那点“仕途心”磨得差不多了。
他见过官场的尔虞我诈，见过有人为了升官不择手段，也见过自己身边的朋友因为官场争斗家破人亡——相比这些，他觉得能安安稳稳地写诗、教学生，已经很满足了。
他晚年写过一首《闲居》：
“东城南陌尘，紫幰与朱轮。
尽说无多事，能闲有几人。
唯吾知此趣，归卧养天真。
笑谢桃源客，花时不放身。”
诗里的“闲”，不是无所事事的闲，是历经磨难后的通透——知道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才是真的“闲”。
他当了国子司业后，教学生有个规矩：不管学生家里有钱没钱，不管有没有背景，只要肯读书、人品好，他就倾囊相授。
有个学生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想退学，张籍知道了，不仅免了他的学费，还经常把自己的粮食、衣服拿给他。学生感激地说：“先生，您以后有啥吩咐，我一定照做。”张籍摆摆手：“我不用你做啥，你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人，别像我当年一样苦，就行了。”
寒士的“坚守”：不是熬官，是熬心
张籍活了七十多岁，在唐朝算是长寿了。他去世后，没留下啥家产，留下了一堆诗稿——后来被编成了《张司业集》，流传到现在。
有人说，张籍这辈子，就是个“苦命人”：年轻时穷，中年时病，五十岁才熬出头，好不容易当了大官，还不懂得享受。张籍不这么觉得，他的诗里，从来没有过抱怨，只有对生活的认真，对老百姓的同情，对朋友的真诚。
他的“挣扎”，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能在苦日子里活下去，能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他的“坚守”，不是为了熬到高位，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初心——不管穷还是富，不管瞎还是不瞎，都要做个好人，写好诗。
中唐那会儿，像张籍这样的寒士有很多，大多数人要么在苦日子里沉沦了，要么为了当官变了心，张籍像一根硬骨头，在风雨里熬了一辈子，愣是没弯。
他的诗里有句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很多人以为是写爱情的，其实不是——那是他写给藩镇节度使的，拒绝人家的拉拢。那会儿藩镇势力大，很多人都想靠藩镇升官，可张籍不，他宁愿当他的小官，也不跟藩镇同流合污。这就是他的“坚守”——不是不懂变通，是有自己的底线。
现在我们读张籍的诗，读的不只是“洛阳城里见秋风”的乡愁，不只是“君知妾有夫”的刚烈，更读的是一个寒士在乱世里的挣扎与坚守。
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当过大官，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用一辈子告诉我们：苦日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丢了初心；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丢了骨气。
就像长安城墙根下那个曾经冻得缩脖子的年轻人，怀里揣着的不是诗稿，是一颗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心。这颗心，比任何大官、任何财富都珍贵，也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动人。
张籍的一辈子，是中唐寒士的缩影，更是一个普通人用“坚守”写就的传奇——不是所有传奇都要波澜壮阔，有时候，把苦日子过成诗，把初心守到底，就是最大的传奇。